五十年代，有人对陈寅恪的研究方法——特别是他的《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》发表后——讽刺为是以“生殖器关系”来代替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。这自然是无知之谈。不过，就目下的一些所谓“实录”文学和“性学研究”，我们倒不妨可以称之为“生殖器文学”。
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的色情的东西，所谓诲淫，是“名正言顺”的“生殖器文学”，这且不去说它，因为它们太过明目张胆、太过乌七八糟，一直是遭禁的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在“打扫”之列，将来也必定一直要遭到“严打”。而现在有些用“实录”作封面的所谓纪实文学和戴着“性学研究”冠冕堂皇的帽子的一些所谓学术著作，虽与那些“黄货”有“异曲同工”之处，但它们非但未遭查禁，反而大行其道，在书店畅销得很，甚至俨然以高品位图书的面目出现，一副雅文学的优雅面孔和纯学术的严肃状。
然而，如果翻开封面或者揭掉帽子看看，就会让我们瞠目结舌。那些“实录”文学呢，都是贩卖隐私的货色，而那隐私呢，又往往从渲泄所谓“形而上”的情感矛盾到最后落脚到“形而下”的东西上，总之，始终在裤子带附近徘徊。至于某些“性学研究”，则更是“坦率”、“直捷”得很，有一套某一人所作的“专著”，所写所津津乐道的尽是些“个案描述”，而很少作为学术基础的数字统计和作为学术规范的理论分析，象这样的“著作”，一直“畅销”到地摊上，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这种东西，你说它诲淫吧，它则一派“情感”，还十分“学术”呢，禁它还真没有理由，但是，读起来，感到的那股味儿却真腻歪，一股的膻骚味，让人难受得很。
实录当然很好，性学更是重要。人总有羞耻之心，文学和学术研究，也应该有一点羞耻之心，除非他是假了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名义诲淫渔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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